中央生态环境专项资金入库指南新闻解析
发布时间：2024-05-15 17:02:58浏览次数：
摘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对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意义重大。我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既具有产业规模快速壮大、融合发展态势明显、发展环境不断优化等良好的基础，又面临外部环境较为严峻、融合发展系统性欠缺、配套要素支撑不足、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诸多挑战。为此，必须加快完善顶层设计，有序优化区域分工协作，不断加强技术创新突破，着力激发企业活力，持续提升发展生态，进而增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61/j.cnki.zggqgl.2024.02.0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是指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特定战略性新兴技术或产业相关的企业、科研机构和服务机构，通过互动交流、共生发展形成的产业组织网络和创新网络。我们要深刻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局性、引领性特征，准确把握“融合”“集群”的重点方向、主要特点，有序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持续增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经济学原理》指出，企业区位聚集是因为，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信息交换和技术扩散效应，即企业为了追求外部的规模经济达到利润最大化而产生集聚[1]。企业之所以形成产业群，就是为了提高竞争优势[2]。我国学术界对此看法相似：集群内的每个小企业都可以获得集群外的企业所没有的竞争优势，小企业集群形成源于小企业为谋求改变 自身的生存环境所结成的“结盟”[3]。集群式发展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技术性、综合效益高的要求，是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有效发展模式[4][5]。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通过技术融合和产业链融合有效促进了集群内的协同创新[6]。《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指数2022》报告指出，经过十多年努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发展实力、发展潜力、发展支撑和发展环境四个方面指标均有所提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集群式发展基础仍显薄弱，大而不强、宽而不深。所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需要从内部驱动机制和外部环境机制等方面培育[7]，同时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的关键[8]。第一，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是塑造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优先培育和大力发展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具有显著的区域性、专业性、先导性特征，能够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内各类企业形成合力，产生较强的创新驱动、知识溢出、技术放大效应，从而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制高点，掌握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主动权。第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是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有效路径。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通过区域化、集聚化、融合化、生态化发展模式，将有效提升科技、人才、资本、数据等要素集聚度，从而更好发挥不同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学技术、创新人才等优势，加快技术、产业、地区之间耦合联动、融合共生，形成多个比较优势彰显、个性特色突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由点及线、连线成面，进一步支撑全国范围内重大生产力布局的优化。第三，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产业加快升级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能够最大限度地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整合，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形成优质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多层次的创新体系，推动经济加快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的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快速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已经形成集群化优势。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统计显示，2022年，全市场上市公司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有2500家，比2012年增加了1516家；中国日报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3%，较2014年提高约5.4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年产量达到44.3万套，光伏组件、风力发电机等清洁能源装备关键零部件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70%，新能源汽车年销量达到680万辆以上、连续8年位居全球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支撑地区经济的重要动力，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2022年超过1.3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40%；安徽2013—2022年十年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近20%，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大省”到“新兴工业大省”的跨越。战略性新兴产业八大领域均取得了较大发展，据工信部相关数据显示，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6%，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从2.5万亿元增长至9.5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16%。生物产业方面，2022年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为2.91万亿元，2013—2022年平均增速6.1%。近年来，一批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带动作用突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呈现融合发展态势，第一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达到66家。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更高水平的区域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成为可能，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集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动力源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蓬勃发展，区域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简称WIPO）2022版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1个全球领先的科技集群，在数量上首次追平美国并列全球第一，深圳—香港—广州地区、北京分列全球世界科技集群第二位、第三位。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科技部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超过3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之比）达到2.55%，较2012年分别提高2万亿元、0.64个百分点；北京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6%，位居国际创新城市前列；2022年，我国科技研发人员总量超过600万人，较2012年增长了85%，稳居世界第一；我国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增强，高新技术企业从2012年的3.9万家增长至2022年的40万家，中小型科技企业达到了50万家，贡献了全国企业68%的研发投入，762家企业进入全球企业研发投入2500强，创新活跃度已接近欧盟水平。要素市场化改革、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创新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以下简称“三新”）为核心内容的新动能稳步成长，2022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超过21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17%。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主要经济体抢占全球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也是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近年来，美国推出“小院高墙”战略，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创新和竞争法案 ”“无尽前沿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等一系列法案，联合其盟友采取更大力度的对华科技封锁措施，从技术限制、设备限制拓展到投资限制，以确保美国在关键领域、关键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再加上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俄乌冲突引发地缘政治危机等因素，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国际技术交流合作受到较大阻力，阻滞我国相关产业发展步伐。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融合发展，是一项推动主体融合、要素融合、产业链融合、区域融合的复杂工程。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的系统性仍然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融合发展政策体系不够协调，不同部门和政策之间的协调不足导致政策冲突和产业集群融合发展之间存在障碍。不同产业集群间产业边界相对清晰，融合渗透程度低。部分产业集群龙头企业缺乏，中小企业居多、同质化严重，上中下游企业尚未形成有效分工协作，链条式互动关系薄弱，产业链协同不足，导致生产链和供应链断裂。不同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活动缺乏协同合作，导致技术孤立和资源浪费，降低了创新效率。不同产业领域的人才之间交流和合作不足，阻碍了知识和经验的传递和分享，限制了产业集群跨界融合发展。市场供需不匹配，部分新兴产业过于追求速度和规模，企业盲目跟风上项目，没有同步搭建需求场景，面临产能过剩和低利润低效益的困境。如2023年以来，光伏产能过剩苗头显现，硅料最低价击穿6万元/吨。土地、资金、人才和数据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要素。但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融合发展的相关配套要素支撑仍然存在不足。土地方面，一线城市和部分沿海市县区土地开发强度已接近上限，工业用地新增空间不足，部分园区用地低效，难以满足新增重大项目用地需求。资金方面，技术创新具有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产业化风险高等特点，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相对突出。人才方面，我国拥有最多的科技创新人才，但是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却不足，尤其是缺乏世界一流的顶尖科学家和领导人才，全球人才竞争力有待提升，符合新兴产业发展要求的人才梯队建设也相对滞后。数据方面，企业间、集群间、地区间数据共享开放程度低，影响了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溢出效应释放，数据不足也使新兴产业难以洞察市场信息，造成决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实力稳步增强。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部分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在核心基础零部件、重大基础装备、关键基础材料、基础工业软件和基础技术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材料、工艺、元器件等工业基础薄弱，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卡脖子”难题亟待突破。我国产业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高端产品依赖进口。企业由于受关键核心技术断供制约，容易遭受“断链”风险冲击，直接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新材料方面，我国钢铁年产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但仍然生产不出一些特种高质钢材；智能制造方面，我国高端医疗设备进口占比仍然超过90%。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着眼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布局的统一规划和宏观指导。深入实施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构建产业集群梯次发展体系，分类分批培育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引导和储备各具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形成分工明确、相互衔接的发展格局。聚焦难点堵点问题，研究推出财税、土地、金融、科技、人才等一揽子配套政策，实现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数据要素等融合互促。发挥好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立足自身资源基础、人才和市场优势，确定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位和特化领域，把握产业发展和赛道成长规律，强化地区间分工合作、协同创新，实现区域间的资源整合和共享，放大乘数效应和比较优势，培育一批融合集群标杆，打造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新增长引擎。各个产业集群区域建立更加紧密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提高产业链的效率和协同效应，实现供应链整合。构建产业协作平台，促进不同产业集群间的对话和合作。加快修订出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3年版）》，优化调整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支持引导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转移，健全产业跨地区转移相关机制，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加快培育一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用好“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鼓励各类企业、科研院所压茬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共性技术攻关，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深入推动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材料、首版次软件等示范应用，验证新技术的可行性，并为市场采用提供充分的证据，建立重要产品快速审评审批机制。支持和资助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融合孵化器和加速器，帮助产业集群融合在早期阶段获得资源和指导。打造面向产业融合集群的全国性和区域性创新平台，强化关联产业集群间联动衔接、高效协作，推动跨产业、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链整合。创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生态系统，加强研究机构、高校、初创企业、大型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开放合作式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除市场隐性门槛，降低市场主体的准入成本；完善减税降费政策，规范和降低涉企收费，节约企业现金流，减轻市场主体经营负担，增加企业盈利空间；优化涉企服务，精简行政审批程序，节约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强市场公正监管和产权保护，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权力，确保政策实施的稳定性，稳定市场主体的政策预期，着力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发展活力。加快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引领作用的标杆企业，实施重点领域产业链供应链贯通工程，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建立大中小企业协同攻关、联合验证、长期合作等机制。持续抓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原材料保供稳价，建立健全关键原材料风险监测和预警体系。鼓励支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标准制定。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制度。建立全面的人才引育体系，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引育政策，通过金融激励、家庭支持、教育培训、职业发展、社会适应等措施吸引、留住和培养多样化的高素质人才，加快壮大领军人才、产业人才队伍，促进人才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支持地方政府整合各类专项资金和产业基金，设立专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融合发展投资基金，发展创新金融工具，打造“投、贷、服”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引导政府和社会金融资源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鼓励地方通过政府回购、土地租赁、产权保护、异地置换、企业自主改造招商等方式，盘活低效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动新兴产业多元场景综合应用，建立供需信息平台，利用数据分析和人工技能技术，根据需求特征和供应能力，推动供需精准对接。发挥数据要素的态势感知、需求对接、分析决策优势，打造一批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的大数据载体。[1]Marshall A.Principles of Economics[M].London:Macmillan，1920.[2]Porter M E.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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