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长期低息贷款政策

三、颠覆性技术创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对后发国家而言，大力提升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发展跃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战略转型的必经之路。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问题众多，最为核心的是长期跟踪模式下形成的发展惯性与颠覆性技术创新需要的领先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对于当今中国以下三个方面尤为突出。

（一）跟踪思维和线性科研模式形成的认知桎梏

当前跟踪思维普遍存在，社会上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认识就是找出像互联网这样的颠覆性技术，然后大力支持它发展。然而事实是，互联网的概念是美国在以DARPA为首的众多部门、众多项目集群的支持下，经过将近20年发展才形成的。在长期跟踪下，我们缺乏找创新起点的意识和能力，默认创新的起点是“互联网”，看不到其之前20年的工作。同时，在长期跟踪研究中，科技界形成了“科技攻关”的底层思维和价值导向，严重阻碍了颠覆性科技创新。能攻关的前提是存在性已被证明，但是颠覆性科技创新是面向“未知”的创新，需要探索、试错，不能被“攻关”。此外，“科技攻关”确保成功的导向也把科研工作锁死在确定的轨道上，束缚了科研人员的思想和手脚，制约了科研人员去探索试错（曹晓阳，2022）。对于当今中国，不打破跟踪思维，难有颠覆性技术创新，更别论新质生产能力了。

当前线性科研模式的影响根深蒂固，认为科学、技术是单向地从科学发现流到技术发明，科学一定先于技术和工程，认为原创就要从基础研究开始，并需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线性接续。然而事实不全如此。一方面技术发明与科学发现是一个有机整体，新发现可能产生新发明，新发明也可能导致新发现，有些重大发明本身就包含新发现（李国杰，2019）。另一方面颠覆性技术创新是非线性、不连续的过程，包含了多轮科学技术跨领域汇聚—融合—试错—收敛，线性的阶段划分割裂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导致各阶段之间脱节。线性思维限定了创新的路径和想象空间，不利于概念的创造，限制了新质生产力的产生。

（二）以项目为核心的科研组织方式造成的管理障碍

颠覆性技术创新是面向“无人区”的创新，没有先例可循。从颠覆性技术到新质生产力要经历“原理验证—工程验证—商业验证”完整的过程。国外经验表明，在原理验证阶段，需要以科学的、短期的快速试错找到正确的技术路线，从而实现长期的成功；在工程验证和商业验证中更需要由“串珠人”来链接主体、汇聚要素、构建场景、创造产品，推动技术和应用互动迭代。但是我国以项目为核心的科研管理方式不利于这些活动的开展。

我国以项目为核心的科研管理模式是在跟踪状态下确立的，擅长应对目标确定、技术路线明确的科研攻关，不适应颠覆性技术创新。一是“规划—指南—项目”的管理方式，不符合无人区的实际，也很难规划出颠覆性技术创新。二是追求100%完成，以完成预设技术指标为导向的管理，导致管理部门不敢“放手”，科研人员不敢大胆探索，不符合颠覆性技术创新要勇于试错，探索人类认知和能力边界的内在需求。三是项目管理自上而下的纵向部署，强化了条块分割，动态化链接主体、汇聚资源的能力弱，国家科研体系缺乏“串珠人”。四是管理部门热衷于抓有显示度的大项目、热点项目，不愿意推动类似互联网出现前20年的没有显示度的项目，变相排挤了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

（三）社会自组织功能变弱带来的深层梗阻

历史经验表明，后发科技强国的成长不是“先科技强”到“科技使国强”，而是充分利用产业转移和科技变革的机遇，促进国家产业进步和经济崛起，进而带动技术创新和科学研究，推动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和国家逐步转型，是从经济强到技术强再到科学强，逐步成为科技强国。后发国家进入经济强—技术强—科学强的大循环，社会通过自组织功能，逐步改造和优化微观环境，推动解决基础研究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等转型阶段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而促进颠覆性技术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

当前有三个突出矛盾正在阻碍中国进入经济强—技术强—科学强的大循环，并减弱社会自组织功能，阻碍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影响形成新质生产力。一是人才流通不畅。人是知识和资源的最好载体，人的流动才能使经济—技术—科学有机地循环起来。当前体制内外的“双轨制”让大量的优秀人才和知识固化在体制内，障碍大循环的运行。二是科技金融不兴。尚未打通资本市场与学术圈、产业的互动通道，思想壁垒、政策壁垒和管理壁垒犹存，不能有效地将科技成果转化成产品。三是知识供给不足。管理部门擅长用体制优势组织做目标导向的研究，不擅长给需要静心探索的基础研究留出自由空间。同时缺乏类似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卡内基研究中心等社会化研究力量支持的多元化、多样性自由探索研究，导致我国源头知识供给不足。如果人才、资本和源头知识不能高效地进入和推动大循环，不但制约颠覆性技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将限制国家发展的阶段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