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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十九）

原创 于民 自由是一种活动状态

 2024年07月28日 13:22 江苏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人类行为由六种动机推动：自爱(自利)，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

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26页）

《国富论》第二章论分工的原因
“分工有这么多好处，但它却不是人类智慧预见到它会带来普遍繁荣而主动选择的结果。它是人类天性中某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虽然这种倾向发展得非常缓慢。这种倾向没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就是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
这种倾向是不是人性中暂时无法透彻解释的原始本能之一，或者它是否是人类的理性和语言才能的必然结果（这个似乎更有可能），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人类都有这种交换的倾向，其他动物则没有。”
“假如他能诉诸对方的自利心，向对方说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他们自身有好处，他反而更有可能达到目的。任何一个想同他人做交易的人都是这样做的。给我那个我想要的东西，你就能得到这个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交易的意义。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双方才得到了绝大部分自己所需要的帮助。我们的晚饭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怜，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我们从来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谈论对他们的利益。”
“就像我们过去曾经在契约、交易或者购买的过程中获得需要的帮助那样，分工真正的性质也是如此，也是从类似的交换倾向中产生的。譬如原始游牧部落中的某个狩猎者，也许他发现自己在制造弓箭方面的才能远远超越了他人，于是他频繁地制造弓箭并以之与同伴交换牲畜和兽肉，长此以往，最终他会发现以这种交换方式得到的物品比他亲自到荒野中捕猎得到的更多。于是，出于利己的目的，制造弓箭会成为这名猎人日常最主要的工作。”
“不同的人在天赋才能上的差别，事实上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小得多。成年人从事不同职业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寻常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最不相同的两个人，例如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普通的街头搬运工，他们的差别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更多地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造成的。……假如没有互通有无、彼此交换的倾向，每个人就不得不自己准备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责任要承担，有同样的工作要干，那么就不可能有职业上的不同，也就不可能有才能上的重大差别了。”
“人类之间的不同才能对彼此都有好处：他们各自才能的不同产品，通过互通有无、以货易货和交换的普遍天性，从而形成一种共同财富——每个人都可以交换到他所需要的其他人的才能所生产的产品。”

斯密想要论证的是，劳动分工决定着社会分工，亦即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方式决定着生产过程以外的个人间交往方式，这是人类历史上长时期的一种常态，却不是永恒不变的状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过程以外的闲暇时间，甚至生产过程中的清闲时间不断增多，个人之间的交往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个人能力在自由交往中得到越来越丰富的发展，新产品、新技术的发明活动越来越多的在既有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外进行，物质形态的产品如此，非物质形态的产品亦如此。例如，刘慈欣利用工作日的清闲时间进行科幻文学创作。

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还只是人手的分工，而不是能力的分工，由于这种分工的参与者运用到的能力是同等水平的，因而参与者在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可以是随机分配的。20世纪的生产流水线如汽车装配流水线，是对工场手工业分工方式的返祖现象。随着生产过程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人只是起着从旁监护的作用，只要经过适当的培训，每一个工人都可以胜任整个生产流程每个环节的监护工作，这样就可以随机配置每个参与者在分工中所处的位置。这种分工不是返祖现象，而是劳动从生产过程中退出的先兆。

“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各种行业之所以各个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等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7页）。
斯密混淆了两种类型的分工，即社会内部的行业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劳动分工，并且认为是后者引起了前者，他把分工的起源归结为人类本性（出于自利动机的交换），分工形成了与“自然秩序”相一致的劳动方式，因而发段于工场内部劳动分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成为更加合乎自然与人性的生产方式。

实际情形是，先有社会分工而后才有生产过程内部的劳动分工，“亚当·斯密没有区别两种意义上的分工。因此，后一类分工在他看来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讨论斯密关于分工问题的局限时，认为尤尔对斯密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尤尔在《工厂哲学》中指出：“当亚·斯密撰写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一不朽著作时，工业中的自动体系还无人知道。他完全有理由把分工看作改进工场手工业的伟大原则……但是，在斯密博士时代有用的例子，在我们这个时代只会使公众在现代工业的实际原则问题上陷入歧途……按不同熟练程度进行分工这种繁琐教条，最终被我们的文明的工业家利用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页）

斯密把分工的起源归结为“人类本性”即每个人出于自利动机的交换，而自利的物质基础是财产私有，因而私有制是分工制的基础，换言之，没有财产私有也就不会有分工。马克思早年的代表性作品《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正是在斯密的这个认识上，主张一并废除私有制和分工的，把分工归属为“异化劳动”，而没有认识到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分别，这是马克思以“类本质”的哲学原则对基于个体本质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的无力反驳。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手稿中，马克思注意到了社会分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相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
在《哲学的贫困》（1847）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积累与积聚，发生在作坊内部分工发展以前。工场手工业的特点不是将劳动分解为各个部门并使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去从事很简单的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支配。”“劳动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分工发展的前提。”“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是互成反比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7页）。这种集合的好处，并不是为了分工，而是为了减少费用，因而并非斯密所说的那样，分工在作坊之前，相反的，劳动者集合在一起的作坊是分工存在的前提条件。这种集合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称之为“协作”，指出协作才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在这部作品中，马克思还明确地意识到，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机器的发明和采用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工，进一步简化了工厂工人的劳动过程。因此，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将机器看作分工的合题的庸俗看法，指出机器的发明和采用与分工的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种相互作用就是，在协作中出现了工具的分化，机器则是工具分化后的组合。
在为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即《资本论》而做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充分论述了两种分工的差别，并且是首先有了“自发的”社会分工，而后才有了生产过程中的有意图的劳动分工。“以分工为研究和考察对象的古代人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使用价值上，只看到各个个别生产部门的产品的质量由于分工变得更好了，而在现代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则是量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页）基于交换的社会分工（即行业划分），强调的是产品质量。基于生产的劳动分工（发端于手工业工场），强调的是生产成本。
“分工是一种特殊的、有专业划分的、进一步发展的协作形式”，“简单协作是完成同一工作的许多工人的协同动作。分工是生产同一种商品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许多工人在一个资本的指挥下的协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也就是说，分工是在协作的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方式。对此，《资本论》的表述是，“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就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斯密对分工的论述是以工厂手工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为历史背景的，这段历史背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了详尽的表述。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的一个要点就是，将“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

以马车业为例，“马车过去是许多独立手工业者，如马车匠、马具匠、裁缝、铜匠、旋工、饰绦匠、玻璃匠、彩画匠、油漆匠、描金匠等劳动的总产品。马车工场手工业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手工业者联合在一个工场内，他们在那里同时协力地进行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0页）

“工人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了。因为，当他们一进入到劳动过程中，便被并入资本，成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所以，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又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而工人在其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资本论》第四章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个阶段）
“协作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它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这种协作大约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形式，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据统治地位。
工场手工业是以两种方式产生的。一种方式是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
例如，马车的制造，过去是很多独立手工业者劳动的总产品，如马车匠、马具匠、裁缝、钳工、铜匠、旋工、饰绦匠、玻璃匠、彩画匠、油漆匠、描金匠等等。马车工场手工业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手工业者联合在一个工场内，他们在那里协力地同时进行劳动。”（同上）
“但是，接下来，简单协作很快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之前专门从事马车制造的裁缝、钳工、铜匠等等，逐渐地失去了全面地从事原有手工业的习惯和能力。他们的片面活动，到现在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形式。起初，马车工场手工业是作为独立手工业的结合出现的。以后，马车生产逐渐地分成了各种特殊的操作，其中每一种操作都成为一个工人的专门职能，全部操作由这些局部工人联合来完成。”
“因此，一方面工场手工业在生产过程中引进了分工，或者进一步发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过去分开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但是不管它的特殊的出发点如何，它的最终形态总是一样的：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同上）
“劳动工具的分化，以及劳动工具的专门化，是工场手工业的特征。劳动工具的分化使同类的工具获得了适合于每种特殊用途的特殊的固定形式。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则使每种这样的特殊的工具只有在专门的局部工人的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如果说，工人的天赋特性是分工赖以生长的基础，那么工场手工业一经采用，就使生来只适宜于从事片面的特殊职能的劳动力得到了发展。现在，总体工人具备了技艺程度相同的一切生产素质，同时能最经济地使用它们。因为他使自己的所有器官分离而成为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组，各自担任一种专门的职能。
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从事片面职能的习惯，使他变成可以本能地准确地起作用的器官，而总机构的联系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发生作用。”（同上）
“但也有例外。比如说，当劳动过程的分解产生了一些在手工业生产中根本没有过的，或者是在同样大的范围内有过的新的综合的职能时就是如此。”（同上）
“工场手工业是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所以它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又不能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生产。工场手工业的局限性，始终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此，当工场手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它狭隘的技术基础就会和它本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这样，工场手工业就必然向机器大工业过渡。”（同上）
“分工造成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但是，它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工场分工剥夺了工人个人的全面生产能力而发展了片面专长，使得作为资本存在的总体工人的社会生产力提高。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者手工工业，最初是自发地形成的。一旦它得到巩固和扩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力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同上）

手工工业是在既定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而自发形成的，不仅工人的能力被单一运用而成为生产过程的附属部分，而且排除了新产品的发明要素。科学作为这种分工以外的一种独立的生产力因素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体现为机器的改进和发明，直到进入电气化时代，新产品的发明才开始涌现。即使如此，斯密式分工也仍然存在于各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之中，信息社会中的制造业仍然普遍存在着这种分工，装配流水线是这种分工的最高形式。

“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是工具机。到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工具机或真正的工作机，尽管它们在形式上往往有很大改变，但是实际上，大体还是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不同的是，现在它们已经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一个机构的工具或机械工具了。或者可以说，整部机器只是在旧手工业工具上做了一些改变的机械翻版。“
“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一开始就摆脱了工人的手工工具所受的器官的限制。珍妮机从一开始就能用12～18个纱锭，而织袜机同时可用几千枚织针，等等。“
“在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单纯的工具。机器是工业革命的起点。它是用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而不去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同上）
“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在工场手工业中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

“在过去，工人是依靠个人的技巧来直接操纵工具，现在是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也就是说，直接操纵工具的是机器。因此，这样一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消失了。”（同上）

机器是工具的组合，在机械化生产过程中，机器的组合方式支配乃至取代了工人的能力组合，随着生产成本趋于下降，劳动价值伴随商品价值的降低而降低。

市场的自反性：当你寻找市场机会时，你的寻找行为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因而你是在以你的行为增加的不确定性去把握你的行为以外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正是创新活动所需的资源。

依据个人能力差异的分工≠依据现有产品生产过程的分工，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是，前一种分工的作用越来越强，由此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既定产品的生产趋于集约化、寡头化，而新产品则在中小微企业中得以萌发。生产资料社会化（公有制）的基础是既定产品生产过程的集约化，但是每个人的能力只能个人所有，个人只有自主地运用自身能力，才能使能力得到自由发展，中小微企业可以依赖的资本效率较少，更多的是要依赖人自身的能力，故而新产品的创新是这类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出路。

“所有的人都有死”之类的命题，逻辑学家称为“类律假说”，即类似于规律的假说。由这样的命题做出的推论所表达的是蕴涵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例如，所有的人都有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有死。这个推论具有逻辑必然性，却不具有因果必然性，其他人的死并不是苏格拉底死的原因，苏格拉底的死有着他的个体性。同理，“市场主体都参与分工”这个命题也是一个“类律假说”，不是这个类似于规律的命题规定了每个市场主体参与分工，而是每个市场主体根据自身特点参与分工。
二人不成交易，三人不成市场。两个人之间可以进行互通有无的交换，但是交换是否对等却没有参照者，只有引入第三方，这个第三方或者是供给者，或者是需求者，才能在供需关系上形成竞争，从而达成有效率的交换比例，因而可以说，交易是竞争中的交换。譬如，甲的物品A与乙的物品B进行交换，达成的交换比例是3∶1，丙以物品A参与进来，与乙达成的交换比例是2∶1，只要丙在这个交换比例上没有亏本，那么这个交换比例就比甲乙的交换比例更有效率，因为这表明丙的生产效率高于甲。当一个市场能够保障每一种交易品都是让生产效率高的供给品出清，那么这个市场便是有效率的。但是，三人交易还无法形成市场，至少要有四个交易者才能形成市场，并且其中两个是供给者，两个是需求者，由此形成供给方的竞争和需求方的竞争，进而形成供需双方之间的竞争。

是否在哲学上确认人自身能力的发展具有终极目的性地位，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诸如分工等经济学范畴的理解。如果没有这个哲学确认，我们就会继续迷失于斯密式分工，会以为米塞斯对斯密式分工所做的引申是真实的，更不会对米塞斯把既有产品生产过程内部的劳动分工设定为技术进步的天花板信以为真。

亚当斯密由劳动分工推导出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水平的结论，前提有误却结果正确。这是因为，他是在产品交换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的，但是交换活动并不局限于生产的结果上，而是更多地发生在不同生产者之间，亦即生产能力的交换，从而对分工的理解由产品生产过程引向生产性交换过程，这样就把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接隼了。

劳动≠劳动力，劳动力≠劳动能力，劳动力是被既定的生产过程所规约的劳动能力，而能力并不仅仅体现在生产过程的劳动上，而是体现在比现有产品生产领域广阔得多的范围内。因此，不能局限于斯密式分工，仅从既有产品的生产过程出发，把分工仅仅理解为劳动分工，而必须从人自身能力出发，把分工的起源及其发展理解为无数个人能力的差异互补，从而把分工范畴的基础由劳动本体论转换为能力本体论。

哲学对于经济学的重要性不是工具性的，而是思维方式意义的。就是说，哲学工作不仅仅是对各个知识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而是探究各个知识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各门学科内部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学科细分和知识分工，这样的细分和分工未必受到跨学科的影响。具有哲学素养的人，才会有意识地从各个学科之间的某种关联入手，去把握和促进学科内部的知识分工，进而促发某个新学科的生成。例如，亚当斯密就是在伦理学与理财学之间做了跨学科的关联而创立了经济学这门新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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