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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产力是撬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杠杆，是决定文明形态变迁的根本力量。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是符合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的生产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培育国家竞争优势、超越工业文明的关键，而且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和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应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为突破口，培育发展新动能，丰富和发展人类物质文明；应持续推进绿色发展，创造生态文明新形态；应进一步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厚植现代化新形态。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人类文明新形态；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 

生产力是撬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杠杆，在人类物质生产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生产力形态。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时强调，要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做了系统阐释。着眼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目前，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内涵特征、价值意义、实践路径，以及其与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数字经济的内在逻辑与互促路径等方面，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现有文献较少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系统研究生产力对文明迭代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探讨新质生产力的历史意义。作为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生产力新质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然会打破传统生产方式的桎梏，引领发展方式的根本性突破，助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和发展。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生产力理论，着重阐释生产力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分析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并针对如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和发展提出实践路径。

一、生产力是决定人类文明形态变迁的根本力量

（一）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文明的前提

人除了本能活动，还会在历史的前提下能动地寻求合适的“生存方式”或“生活类型”。这种主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超出自然界赋予人的本能，正是文明创造的实践活动。文明即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创造出的积极成果的总称。

研究人类文明和文明形态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谁创造文明？什么创造文明？不同于唯心主义将文明的发展“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历史唯物主义在承认意识或客观环境对文明影响的同时，进一步走向历史深层，内在地把握文明发生与发展的条件，指出正是物质生产实践创造了人们展开实践活动的活生生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从而决定了人们的意识，进而决定了创造文明的实践活动。恩格斯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首先必须通过劳动来维持和发展生命，“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实的人”只有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才可能构建更高层次的文化世界。

马克思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类正是在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时候“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同时“间接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通过劳动的对象化过程，人类创造了文明的各种要素，如工具、语言、制度等。这些要素不断在人的实践中发展和演化，展现了人类由原始状态向文明状态进步的历程。同时，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人们“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政治的、文化的、精神的社会关系，这些“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人的本质，也构筑了人类所生存于其中的文化世界。文明的存在和演进，无一不依赖于物质生产实践。新的技术革命，如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均极大地促进了物质生产实践的跨越式发展，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形态变革。

（二）生产力是塑造文明的根本力量

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前提，人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处理自身与自然矛盾的能力即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人类各项活动的实践程度，是塑造人类文明的根本力量。

首先，生产工具是区分各种经济时代的标志。“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本身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远比那些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管脉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机械性的劳动资料，主要就是指生产工具。纵观人类历史，每一次重大文明事件都对应着一种新兴的生产工具大规模应用于社会生产，这些新兴的生产工具一方面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另一方面也塑造着相应的生产关系，最终带来生产方式的整体变革，进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转型。从狩猎文化、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的过渡，体现了人类通过不断的生产工具革新和生产力发展，逐步超越自然条件的限制，建立起更加复杂和发达的社会组织形式。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塑造了文明的物质基础，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的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文明演进的最核心驱动力。

其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文明形态变迁的内在动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初步提出了历史发展的“五形态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在此之后，马克思又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从现代文明的角度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属于古代文明的范畴，而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则对应现代文明的范畴。“五形态论”把不同经济社会形态的差别归结为生产方式的不同，而生产方式的演进又以生产力的根本变革为基础。即“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过程”，其中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在这一自然史过程中归根结底起着决定作用，而且其发展程度也是测量这一历史进程的根本标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以看作划分文明形态的经纬线。“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从纵向历史维度看，生产力的提高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演进的动力源泉；从特定历史时期横向维度看，生产关系定义了文明的内在结构。包含二者在内的生产方式是理解和把握特定文明形态的钥匙，也是区分“新”“旧”文明的关键。

最后，生产力决定的“人的自由发展状态”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的终极价值。文明与生产力的发展都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科技水平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人类文明的终极价值即人的自我解放和全面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指出，自在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而人化自然则体现了人类出于自身需要主动改造自然、塑造环境的能力，即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文明展现了从自在自然到人化自然的转变，即从自然界的被动接受者到自然界的有意识的改造者。从人的发展状态角度看，社会形态的发展会经历三大阶段。起初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劳动生产力只是在狭小范围内孤立地发展着，人的发展状态呈现出明显的人身依附特性。在奴隶社会，奴隶作为奴隶主的财产，受制于奴隶主的意志，不具有任何形式上和实质上的自由。在封建社会，人的权利和义务绑定在林立的等级秩序之中，如中国传统的宗法制为宗族成员提供了一定生存保障，但也极大束缚了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文明呈现出顽固的依附性、分明的等级性，人的自由和独立很大程度上被限制，这是前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人的发展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得益于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人们摆脱了赤裸的统治与服从关系，成为人身自由的独立人。由于专业化的分工和广泛的商品交换，人们不用在狭隘的范围内依赖他人生存了，但由于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不是完全自由的，人们却要在更大的范围内依赖物。在这一阶段，物的关系取代人的关系成为社会权利的负载，人获得了人身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是形式自由，实质上是对物的高度依赖，是掩盖在物下的更为隐晦的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服从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典型特征是资本逻辑主导社会生产，以追求剩余价值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结果就是人的片面发展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只有到了“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人才获得实质上的自由，可以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个性。“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同利益取代私人利益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也不再是剩余价值增殖，而是为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终极目标。这种文明形态即马克思展望的共产主义文明，是超越资本逻辑的全新文明形态。

（三）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文明的兴衰

“已经获得的生产力”是“文明的果实”。每一个文明的兴起、繁荣乃至衰落，都与其生产力的发展状态紧密相关。历史上，无数文明的盛衰更替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决定着社会的物质基础，更是推动文明进步、实现自我超越的核心动力。

一方面，生产力的进步是文明向前发展的根本条件。技术革新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直接影响社会的物质基础，进而推动经济结构、社会组织、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的变迁。以史为例，在青铜时代，由于青铜成本高昂，实际上与石器时代类似，木石工具依然是主要的生产工具。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效率十分低下，为了维护诸如治水等公共经济职能，具有原始形态的农村公社性质的井田制和村社制成为当时流行的生产关系。直到铁器时代，生产力由于新的生产工具即牛耕和铁制工具得到跨越式发展，独立的自耕农经济兴起，农村公社随之衰落，新兴的地主封建制才得以建立。这一时期，秦国之所以迅速崛起统一六国，生产关系变革、制度创新固然是重要原因，但要看到撬动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变革的“扳机”源于某种关键的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例如，秦国在当时由于牛耕和铁器的使用比较早，生产力水平属最高之列，这为其大一统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又如，弩机的发明，由于相较于弓，弩对训练的要求极低，大大降低了军事训练成本，于是在有作战需求的情况下，原先难以有效动员的平民百姓可以迅速被调动起来，成为足以与正规军队抗衡的军事力量，以适应战国时代的大规模冲突。

另一方面，文明的衰落往往源于生产力的停滞或退步，导致社会发展的动力减弱。汤因比指出，文明衰落实质上是“少数创造性群体丧失了创造能力，大多数人不再进行相应的模仿，随后整个社会出现分裂”。这说明丧失创造性对文明来说是致命的。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依靠巨大的人口规模和深厚的技术积累，在农业和手工业领域取得瞩目成就，让异邦叹羡不已。特别是在陶瓷、丝织品、造纸等领域的技术和产品，长期占据了国际贸易的重要地位。然而以改良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推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人类对自然力的利用达到空前水平，依赖人力、畜力的传统生产力在机器生产力面前不值一提。有学者测算，1750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占据了32.8%的份额，居世界首位，而英国的份额仅为1.9%。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进入19世纪，中国的份额虽然略有上升至33.3%，但英国的份额也增至4.3%，显示出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工业的迅速成长。到了1830年，中国的全球制造业产出份额下降至29.8%，而英国则上升至9.5%。到1860年，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中国的份额下降到19.7%，而英国则提高至19.9%，首次超越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领导者。1880年，中国的全球制造业产出份额进一步下滑至12.5%，而英国的份额上升至22.9%，奠定了其世界工业领袖的地位。这仅仅是产出份额的对比，如果考虑制造业产品质量，双方差距会进一步拉大。英国当时能制造全球最先进的冶炼设备、机床与铁甲舰，中国却没有此类先进制造业，完全无法与英国等国家抗衡。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当时不仅是中国，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后，都意识到要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于是模仿西方成为当时现代化在很多文明中得以启动的突破口。

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和发展的理论逻辑

（一）新质生产力是符合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产力

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是“现实的人”的自我认识与自我解放，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推动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是符合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的生产力。

第一，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的特征，这种高科技的载体是实体经济，主体是人，推动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进步。可以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性、创造性劳动的发展。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技术起源于人生物本能上的局限。人没有像某些动物那样强大的力量、敏锐的感官或适应极端环境的能力，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必须发明工具和技术来弥补这些生理上的不足，如使用石器狩猎、制作衣物抵御寒冷、发明农具耕作等。技术活动是最基本的文明创造活动，技术的出现是人猿揖别的分水岭。人类的进步、人性的丰富、文明的繁荣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具备高科技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对人的解放有重要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也千方百计地追逐科学技术，并推动人类文明从“人对人的依赖”到“人对物的依赖”的历史性进步。但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其主导的科技进步有很大局限性，对人的解放和文明的推动作用也是有限的。一方面，资本对高回报的偏好使科技创新具有投机性、同质化、泡沫化，产生脱离实体经济、忽视基础研究的倾向。另一方面，资本在科技方面的竞争最终导致科技与工人的分离，科技成果垄断在少数群体手中，忽视公共利益。从科技创新角度看，新质生产力从三个方面超越了资本生产力：一是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制造业升级，将创新要素向实体经济聚集，使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二是强调战略性、基础性的科技创新，此类创新具有投资大、周期长的特点，只有政府作为不确定性的承担者，才能为后续的创新及生产铺平道路；三是强调科技、教育、人才的良性循环，重视对作为创新第一资源的人才的培养，科学技术成为每个人的内在素养。科技成果不是垄断在少数人手中的专利，而是服务于大众的公共财富。

第二，新质生产力具有高效能的特征，其高效节约了大量劳动时间，因此增加的人的自由时间反过来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人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双向促进。“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在资本逻辑下，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是为了压缩必要劳动时间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节约的劳动时间被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服务于资本增殖，因而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说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失去了自由时间，工人也就失去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沦为“生产的机器”。加之微薄的收入只能满足最基本的劳动力再生产，导致劳动者既缺乏足够的时间提升自我，亦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撑自我发展，劳动力的素质难以跟上资本积累的速度，进而导致工资更低甚至沦为过剩人口，形成“工资降低——劳动力质量降低——工资更低”的恶性循环，高质量劳动力的再生产越来越困难，生产力的发展自然也被阻碍。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新质生产力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和创造的生产力，其带来的自由时间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高效能对劳动时间的节约，使劳动者有更多自由时间去追求个人兴趣、提升个人技能、增加知识储备等，丰富生活体验和精神世界，积极主动发挥个人才能。这反过来又能满足进一步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要求，形成“生产力提升——劳动者素质提升——生产力进一步提升”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高效能推动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发展，将人从单调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进而将劳动动机从强迫性转向旨趣性。从而人们能在不断丰富的生产实践中构筑起自身丰富的生活样式，能从劳动中满足自身日渐拓展和丰富的人生追求，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第三，新质生产力具有高质量的特征，其发展方式区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生产力，有力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首先，新质生产力是各部分协调发展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不仅强调生产力诸要素间的有机结合和协调组织，而且强调产业结构的优化，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意味着不同技术、产业、领域之间的交叉融合与相互促进，形成完整高效的有机统一体。这种融合与协同发展，不仅打破了传统产业间的壁垒，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还有助于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文明新形态。通过产业融合、技术融合，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整合资源，优化配置，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和文明进步的整体协调发展。这种协调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更是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综合进步，有助于推动形成各部分整体协调发展的文明格局。其次，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是保证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协同演进、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自然是人类生存与文明进步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生态与文明关联的历史经验，得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重要论断。工业文明下科技生产力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其对自然的破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文明的衰落。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生产力只能是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以数字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科技创新为先锋，在保护自然生产力的基础上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这种科技赋能绿色发展的方式，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显著降低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由科技创新推动绿色发展的绿色生产力，有助于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新形态。

（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超越工业文明构筑新优势

19世纪下半叶，现代化的浪潮逐步冲破西欧向全球扩张。资本主义现代化引领的新的工业文明使旧的文明难以招架，迫使其进行文明转换。在这一阶段，西方工业文明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文明，冲击着全世界范围内较低级的传统文明。必须承认，扬弃了传统文明的工业文明，在人类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起到过革命性和进步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工业文明的成果，“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浪潮，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正因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但正如工业文明的兴起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一样，工业文明的衰落也源于生产力难以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内部矛盾及其解决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其中包括人与自然、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等生产力诸要素之间的矛盾。此外，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工业革命实现了人从自然的附属到自然的主人的革命性转变，但由于工业文明将人对自然的支配与改造活动变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活动，进而导致人与自然之间不合理的物质变换，引发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其次，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提高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呈现：“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最后，“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从资本主义的土壤中，必将孕育出一种扬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文明新形态，它能够突破资本逻辑的束缚，有效解决生产力的内部矛盾，并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时构建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基于共同利益和自身价值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的构想里，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否则“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经济落后的国家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奠定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若没有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因为缺乏经济基础而得不到巩固和发展，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而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更是必须以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财富作为坚实支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下，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这种竞争早已不限于传统的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更多地体现为科技创新和文明发展的竞争。当前，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抓住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机遇，提前谋划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抢占发展制高点、培育文明竞争新优势，进而超越西方工业文明的关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不同于资本逻辑下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结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人的片面发展以及产能过剩、产业空心化等产业结构问题，新质生产力强调发展的动力来自科技创新，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以新兴产业为主要阵地推动整个产业体系优化升级。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将带来竞争新优势，这种优势不是静态分析得出的比较优势，而是一种动态的、持续演进的竞争力。在全球化浪潮和未来的国家竞争中，要超越西方工业文明，引领潮流、引领经济的发展、引领全球化、引领人类文明的进程，必须培育这种动态的竞争优势，而这种优势的核心基点必然是持续不断地发展新质生产力。

（三）新质生产力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和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马克思在肯定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同时，也揭示了这种“伟大的文明作用”有其发挥的历史限度。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不再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难以为人类文明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内生动力。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其以原创性、关键性、颠覆性技术为突破口，将带来多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不仅体现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上，而且会突破物质文明的维度，推动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全方位的创新，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和发展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驱动，其中最根本的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不仅可以渗透到已有生产要素中发挥乘数作用，而且可以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发挥生产结构优化、新的生产力要素开发等作用。此外，根据技术累积理论，技术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和依赖性，这意味着科技创新的成果会不断累积并成为新的科技创新的基石。由于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性，“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是因为产业和产业技术间是密切关联的，一项产业技术尤其是关键技术环节的创新成果，往往会通过链式传导，引发一系列的技术革新。“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同样，另一方面，棉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明”，这一发明使棉花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棉花及其类似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又使交通运输技术的革新成为必要。新质生产力以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这种关键性的创新必将不断累积和扩散，造就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等文明成果，带动物质繁荣并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创造巨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科技的创新、生产力的发展会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根据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每当一项或一些颠覆性的技术出现时，就会引发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一种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和确立，意味着某种生产力发展的确定路径和轨道。在这一轨道上，那些与技术经济范式相容的创新会因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受到欢迎，而不能与之相容的，就会遭到排斥。新质生产力是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而形成的生产力，这种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必将确立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进而要求企业管理方式、生产组织方式、社会制度环境等的变革与创新。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但科技创新要从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新质生产力，就必须进入生产实践，生产出创新产品，进入市场并接受检验和反馈。而这又依赖于一系列机制体制的适应性创新，包括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各类创新主体的协同互动。弗里曼在分析二战后日本在技术上成功实现赶超的经验时指出，关键不在于某几个技术的赶超，而是整个技术经济范式的赶超。弗里曼进而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来说明要实现技术经济范式的赶超，依赖于整个国家创新系统快速整合、聚集、适应创新资源的能力。以我国高铁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为例，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在已经领跑世界，充分体现了我国新型举国体制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的优势。新型举国体制既不同于我国过去单靠行政命令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资源的举国体制，也不同于西方主流的强调放任自由市场实现资源配置的体制，是适应关键性技术创新、先进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资源配置创新。可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带来的不仅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而且是一系列机制、体制、制度的创新，这必将形成丰富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成果。这些创新成果会不断积累、扩散，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三、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路径

（一）培育发展新动能，丰富和发展物质文明新形态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文明的前提，人类文明的发展首先是物质文明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是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人类文明早期，自然环境因素和人口因素是影响生产力的主要因素。随着生产力和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逐渐成为决定生产力水平和物质文明的主导力量。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正在于催生了机器体系，从而为大工业生产方式奠定了技术基础。然而，在机器加速发展的同时，人沦为机器的附属并不断贬值。这种“人对物的依赖”的物质文明形态必将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文明新形态取代。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为此，必须以原创性、关键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为突破口，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丰富和发展人类物质文明。

一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培育关键性新技术，夯实物质文明新形态的技术基础。坚持党对科技创新工作的统一领导，发挥政府在关键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聚焦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性核心技术领域，加大对基础性研究、应用性基础研究的投资和人才培养力度，以产生积累效应。整合聚集科技创新资源，凝聚力量攻克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的痛点与堵点。在核心技术研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政府要作为不确定性和公共品的承担者，积极发挥作用。而在技术落地、创新激励、资源配置等方面，要制定合理的政策和营造良好的环境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

二要健全科技创新体制，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为发展物质文明新形态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面向国家发展和社会需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加大各类人才培养力度，激发包括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在内的社会主体的创新活力，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要加强产学研用协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通过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机制，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落地。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平台、资金和政策等支持，激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共同推进技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

三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适应物质文明新形态的新金融。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变化，也对金融体系提出新要求，进而催生了新金融，新金融本身就是物质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新金融绝不是对传统金融的颠覆，而是传统金融适应新经济的需要，在金融产品与服务、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监管模式等方面发生的转变。要大力发展新金融，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首先，创新金融产品，如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创新券、科技保险等，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拓宽创新型企业融资渠道，降低创新企业的融资约束、成本和风险。其次，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优化科技企业上市和融资环境，加强对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创新投融资方式的支持和引导，支持更多的创新型企业通过公开市场获得资金支持。同时，提升上市公司、股东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披露的质量，完善并购重组制度，提高创新资源整合和创新资本循环的效率。最后，不断加强金融监管，夯实资本市场诚信基础，严格执行强制退市制度，完善“有进有出”的优胜劣汰机制。坚持法治化方向，提高违法成本，让法律成为“长牙齿的老虎”。

（二）推进绿色发展，创造生态文明新形态

工业文明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使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文明难以进一步发展。绿色发展契合人类追求更好生存与发展的心声，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扬弃工业文明、创造生态文明新形态的必然要求。

一要通过制度、财政手段，凝聚包括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在内的绿色新质生产力的多元主体。政府作为绿色发展的规划制定者、战略实施者，是加快形成绿色生产力的主导力量。政府要完善生态制度约束，尤其强化生态环境法治保障，加大对违反生态环境保护规定的生产企业的惩治力度，以法治督促生产企业加快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企业作为绿色生产力的载体，必须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完善与绿色发展相关的经济制度，从而把绿色发展目标纳入企业发展目标中。如，完善碳交易制度，通过设定排放上限和允许排放权的买卖，鼓励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完善绿色税制和绿色补贴制度，对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或对使用化石燃料的活动征税，对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供财政支持，以此激励生产企业减少污染和碳排放。科研机构是绿色技术的研发者和绿色发展相关理论的推动者，为绿色新质生产力和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为此，要加大相关的科研经费投入力度，鼓励科研机构进行绿色生产力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进行清洁能源、环保材料、节能技术等绿色技术的研发。

二要通过发展关键核心技术赋能绿色生产力。一方面，发展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实现精准的绿色治理。利用智能感知技术与物联网技术建设现代化的监测网络，实时监测污染行为，提高监测效率。利用大数据和智能分析技术优化生产环节、资源回收利用等，促进生产的绿色转型。另一方面，结合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抓紧碳捕获和碳封存等技术攻关，同时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创新与建设，发展和运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发展绿色生产力。

三要通过创新金融手段助力生产方式绿色转型与发展。发展绿色金融，指导资金流向，推动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转型。具体而言，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激励资本流向节能环保项目、绿色产业、循环经济等领域；通过信贷配额限制资本流向资源消耗型、环境破坏型、产能过剩的产业；通过开发性金融，对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例如投资大、回报周期长，但具有巨大生态正外部性的项目提供金融支持。完善绿色财政工具，充分利用财政收支的杠杆作用促进绿色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如，通过征收排污费、碳排放税限制排污，再把这些征收来的资金作为绿色低碳发展的专项基金，用以鼓励绿色环保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三）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厚植现代化新形态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载体是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要转化为切实为人民谋福祉的生产力，就必须产业化。离开了产业体系的支撑，创新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此外，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化的建设从来都不是靠单一的技术、产业“打天下”，必须突破西方比较优势理论的误导，建立多产业协同联动构成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厚植现代化新形态。

传统产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石、国民经济的主体，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与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传统产业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来实现质的飞跃。具体来说，一要利用新技术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促使其向高效能、高质量的方向发展；二要对高耗能的传统产业实施绿色化改造，降低能耗和排放，提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三要通过业务模式创新，探索新的市场需求和消费模式，推动实体经济从要素驱动、规模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从而增强传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确保实体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根基的稳固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支撑，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领域有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科技、新材料、新能源等，这些产业通常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和低环境污染的特点。发展和壮大这些产业，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技术高地，也能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壮大，一要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二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关键性、颠覆性科技攻关，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三要加大创新要素的供给，加速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创新要素流通壁垒，鼓励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面对快速变化的全球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趋势，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对于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保持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当前的科技发展和产业趋势，更要具有长远的视野和战略规划，尤其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领域。第一，着眼于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未来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第二，通过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研究机构投资未来产业领域的研发活动；第三，建立和完善创新生态系统，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形成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良性互动；第四，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参与国际项目，提升本国在未来产业领域的竞争力。

（本文原载于《经济纵横》2024年第5期，编发时有删减）

引用格式：周文，余琦.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J].经济纵横，2024（5）：1-11.

责任编辑：张佳睿

网络编辑：刘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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